赵炜深情讲述:“淮安媳妇”邓颖超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7.06.02  浏览次数:
 


“周总理拉着我的手说:赵炜啊,等我死后,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5月31日,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的赵炜来到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向该校师生深情讲述“淮安媳妇”邓颖超的故事时如是说。



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2018年3月5日),纪念邓颖超逝世25周年(2017年7月11日),赵炜此次是专门来淮参加“沿着周爷爷的足迹前进——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大型寻访” 活动启动仪式的。为此,她还与她丈夫、也曾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赵茂峰一起为学校寻访师生题词壮行。



赵炜说,从1955年至1976年周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专职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最难忘的是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将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40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25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37年的西花厅岁月,她把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那里,周总理夫妇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她一生。她此次讲述“淮安媳妇”邓颖超的故事就是希望师生们了解革命前辈的事迹,让他们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亲密助手:走进邓大姐的工作生活  

1965年,赵炜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她不要再常年值班。一般像她这种情况,都是经组织调动重新安排到其他部门工作,但对赵炜的调动却是从周总理值班室调到了邓颖超身边——她的岗位还在西花厅。当年12月1日,赵炜继陈楚平、张元之后成了邓颖超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秘书。从那以后,赵炜和邓大姐共同相处了将近27年。

虽然和邓大姐早就认识,但真要和她一起共事,尤其是要适应她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赵炜说,对她来讲确

实还是一件很紧张的事。好在有邓大姐的老秘书张元带着,才不那么拘束。那时,邓大姐身体不太好,经

常出虚汗。也许是对她走近邓大姐的办公室还不太适应吧。有一天,邓大姐对她说:“赵炜,你不用老在我

的办公室,有事我会找你。”她出来就对张元说:“糟了,大姐不太习惯我。”张元说:“没事儿,过几天就会

习惯的。”果然,渐渐的,邓大姐习惯了,相互之间的话也多起来,有时,邓大姐兴致好,还陪她去公园、

街上走走。

自邓大姐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直到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在她身边始终只有赵炜一个秘书。那些年,赵炜每天清晨起来就整理文件,上午陪着邓大姐出去开会,中午休息有点时间也整理文件,以备下午和晚上读给邓大姐听。邓大姐的习惯是吃完晚饭要看新闻,8点钟左右要再读一会儿文件,大约11点左右才能从她那里出来,然后,赵炜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整理文件。除了秘书工作,无论衣食住行,邓大姐的事哪一样赵炜都得记在心里。所以,邓大姐称她为“八大员”、“总管”。她当“八大员”印象最深的是每年都要拿出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擦擦晒晒。邓大姐说,这个骨灰盒周总理用过了她用。



走进邓大姐的生活,才越来越发现,原来,邓大姐是那么的平易近人。时间越长,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中,赵炜成了邓大姐真正的亲密助手。

倾诉对象:聆听邓大姐那过去的事 

作为一个革命经历丰富的共产党人,邓颖超在晚年也有着同常人一般的忆旧情怀,她也喜欢怀念母亲和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往事,每当这时候,赵炜就成了她最好的倾诉对象,她和她无数次地踏着西花厅的小径娓娓述说,讲述着生活中那些令赵炜感到无比亲切的故事。

听邓大姐说,她的父亲是清末广西南宁的一个镇台,母亲是一个旧官宦人家的独生女儿。在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暴病客死新疆。自幼丧父,邓大姐年幼时和母亲相依为命。所以,每每提起母亲,她都怀有很深的思念之情。邓大姐母亲叫杨振德。由于家贫,幼年时,邓大姐和母亲受了很多苦。母亲行医,不愿屈从地头蛇势力,受到不少刁难。母亲不愿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就带着她颠沛流离、四处奔波。从广西到广东、又到上海、再到天津,无依无靠的母亲带着她历经千辛万苦,直到邓大姐考上师范后才稍有好转。

赵炜说,邓大姐在讲述时提到母亲就表露出一种敬佩。因为母亲给她树立了一个最鲜活的做人楷模:妇女要自尊自爱,首先要自强自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保持人格的尊严。

交代后事:见证邓大姐的坦荡豁达 

赵炜说,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开始考虑自己身后问题。1978年7月1日,一大早,邓大姐就让她为她

准备纸和笔,对她说要写点东西。邓大姐要写什么,事先一点也没听说过,心中有点纳闷。邓大姐看出她

的表情有点疑惑,就说:“等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就是

对自己的后事安排。”赵炜说:“太早了!忙着写它干嘛?”邓大姐没再说什么,写下五点: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1982年6月17日,邓大姐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认真地、仔细地看后重抄一遍,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两点。1982年11月5日,邓大姐写了第二份遗嘱,写给杨德中、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六位同志委托处理她的遗物,如工资、文件、照片、图书、衣服等具体的交待。

邓大姐写遗嘱时,赵炜说她十分难受,曾劝她:“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不到时候!”邓大姐马上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也是为组织上好办,对你也好。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我写出来公布于众,大家会相信,如果我不写,你说出来,人家就不相信。”的确,邓大姐说对了,在她的遗嘱见报时,有人问我,是邓妈妈写的吗?当听到这话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赵炜马上说是真的,这样的文字她是写不出来的。她深深感到了邓大姐的远见。

当邓大姐写完后,就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可她还总是不时地嘱咐赵炜:“我死后,把我给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邓大姐把一个人的生死看得很透。邓大姐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她再三对赵炜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说到这儿,邓大姐半开玩笑地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邓大姐去世后,赵炜反映了邓大姐生前对她说的丧事从简的要求,一切是由组织安排的。邓大姐的遗嘱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海外的一些报纸也予以报道,称赞邓大姐“留下来的是一份无所求、充满爱国情怀的遗嘱,留给后人的是无价的精神瑰宝”。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辞世。作为一个陪伴了邓颖超27年之久的老秘书,赵炜和邓颖超的关系,早已情同亲人。遵照邓颖超遗愿,赵炜用装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捧回了邓颖超的骨灰,撒入海河。

一个半小时的讲述很快结束了。赵炜说,这只是西花厅的工作与生活的点滴,不足以概括“淮安媳妇”邓颖超的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邓大姐和自己之间的真情厚谊。如今,已86岁高龄的她希望今后常来周总理故乡淮安讲一讲西花厅的故事——中国开国总理夫妇最平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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